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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的中國價值

“一手托公平、一手托效率”的信托業

何志毅 本刊(北大商業評論)執行主編

 

“一手托公平、一手托效率”是中信信托總經理蒲堅先生對信托業的理解,這激發了我對信托業的興趣。信托業只是金融業中的一種業態,而且并不那么引人注目,至少在中國。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嗎?在讀了蒲堅的一系列文章和與他訪談之后,我對信托業務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對他的許多觀點表示認同。

 

 

我首先認同的是他對如何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建設社會主義、或者說如何在InstitutionConstitution匹配磨合過程中兼顧公平與效率、或者說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考。他認為信托是實現上述目標的一種有效途徑,信托在中國的價值高于它在西方社會的價值。他分析了國有資產信托、私人資產信托和公益資產信托的意義,我覺得其觀點在理論上是有價值的,其分析推理在邏輯上是正確的,其方法在操作上是可行的,中信信托的一些實踐也是可嘉的。

 

 

我不知道如果蒲堅不從事信托業是否還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他是因為尋找信托業的出路才思考這樣的問題,還是思考了這樣的問題正好發現信托是一種解決問題的途徑,我并不清楚。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每一個對中國前途關心的有識之士,都能從各行各業的角度認真思考如何能夠在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環境中,通過市場和非市場的手段解決一些社會矛盾問題并且身體力行,這便是社會的福音。

 

 

我很希望看到中信信托在國有資產和公益資產信托方面有重大進展.我更希望看到信托在中國真的獨具價值,起到社會緩沖器的作用。我對蒲堅充滿期待。

 

 

 

 

 

信托的中國價值

  蒲堅 中信信托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 中國國際經濟咨詢公司董事長

(本文發表于201010月北大商業評論)

 

 

 

中信信托多年的實踐經驗讓總經理蒲堅認識到,從更高的理論層面和社會責任感的角度去認識信托的價值,對于推動信托制度在中國的長遠發展意義深遠。

 

 

現代信托制度產生在英國,繁榮在美國,創新在日本。在當今的西方發達國家,信托機構的信譽度、理財能力、內部管理以及社會地位己得到社會公眾的極大認可,信托業務極為普遍,信托資產規模已遠高于銀行、保險、證券等其他金融行業的資產規模。

 

目前,美國、日本等國家的信托資產規模均已超過該國的GDP總量。截至2008年底,美國和日本的信托資產規模占其GDP的比例分別為186.79%153.97%而我國僅為16.67 %(這里的信托資產是廣義的信托資產,主要包括信托業管理的資產、銀行業理財資產、公幕基金管理的資產等)而如果以我國信托業管理的信托資產規模計算,截至2009年底,其占我國GDP的比例還不到10%。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均收人、財富的增長,中國的信托業有著巨大的發展空間。過去5年,我國信托業管理的資產規模年均增加70%左右,到2009年已達人民幣20557億元。到2020年,中國信托業管理的資產規模保守估計將達到20-30萬億元。中國未來幾十年的發展將是一個逐步“信托化”的過程,主要表現為公眾將更多地利用信托關系理財,政府和機構將更多地利用信托服務,信托資產占GDP的比重將不斷增加。

 

幾年來,中信信托秉承“無邊界服務”和“無障礙運行”的經營理念致力于成為企業綜合金融解決方案的提供商和金融功能、綜合知識的集成者,在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和實業領域的邊界處和結合部,發現隱性價值聯系和利潤區,創造性地為客戶提供個性化服務,實現了飛躍式發展。目前,中信信托在信托資產管理規模、信托收入和信托利潤等指標上都位居行業前列。

 

實踐經驗讓我們深刻認識到,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高度和社會責任感的角度來認識信托的價值,對于推動信托制度的長遠發展意義深遠。和諧是社會發展的最大價值追求,怎樣讓經濟要素對社會和諧起到推動作用?信托制度就是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通過信托制度,可以在多元的經濟要素之間、城鄉之間、工農業之間進行有效的協調和平衡,統籌兼顧,使社會的和諧成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因此,信托不僅具有經濟價值,還具有重要的社會價值: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在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在所有權和使用權之間,在公平與效率之間,信托關系能夠很好地發揮兼容和轉換作用,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財富分享。

 

 

信托在西方的角色

 

信托源于英國,由于其特殊的制度功能,迅速被其他國家引進并發展壯大,成為金融資本市場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和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杠桿和潤滑劑,其中發展得比較好且富有特色的是美國、日本以及歐盟的一些國家。

 

發達國家的信托業呈現出以下特點和趨勢:

 

1.信托職能多元化。隨著在世界各國的迅速發展,現代信托業在繼續深化財產管理基本職能的基拙上,其他各方面職能也在不斷擴展并實現多樣化。信托可以跨越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和實業市場。信托職能的靈活性和多樣化,使信托關系逐漸滲透到國民經濟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2.信托制度創新化。自產生以來,信托制度即一直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處于不斷創新發展之中。從信托的初始狀態到現代蓬勃發展的信托業,信托制度在信托目的、信托當事人、信托財產、信托盈利性等各個方面都經歷了巨大而豐富的變遷。信托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產生和發展過程,都證明了信托的最大特征之一是依托信托本身的天然屬性,適應各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發展基礎,創造性地發展成為重要的金融工具,在各國經濟發展、社會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3.信托業務國際化。自20世紀80年代起,日本及西方各國均開始開放本國信托市場,允許其他國家金融機構在本國開展信托業務。信托業務的國際化促進了各國信托業的交流和發展,推動了各國信托業新業務、新產品的開發,并為在更大范圍內發揮信托制度的作用莫定了重要基礎。

 

4.信托派生機能的社會化。隨著各國對信托社會職能的不斷探索,信托逐漸派生出各種各樣的社會機能,其中最主要的有兩項:一是通過公益信托的運作,促進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二是通過雇員受益信托的運作,配合國家福利政策推行社會福利計劃,發揮維護社會安全與穩定的功能。

 

5.信托與其他金融工具的協作化。由于信托機構與其他金融機構之間存在著眾多的業務交叉和機構交叉,作為金融業支柱的銀行、信托、保險、證券四大業務之間存在緊密的融合,使得信托這一獨立的金融工具并非絕對獨立,在業務開展過程中與其他金融工具的協作、配合不斷加深和密切。

 

盡管各國的法制、習俗、歷史淵源不同,并且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制度和經濟體制各有差異,信托模式和發展狀況也不完全相同,但其中的共性、發展趨勢以及各自的特色還是極具學習和借鑒意義的。

 

 

信托在中國的獨特作用

 

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金融的邏輯就是跨時間和空間進行價值交換的秩序,是效用決定價值,而不是勞動成本。單獨追求效率容易,單獨追求公平也不難,二者兼顧沒有好辦法。我們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試圖破解這個難題。因此,金融邏輯就要現實地與憲政邏輯相銜接,憲政邏輯的不同必然會影響到金融邏輯的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根本的問題是應該兼顧公平和效率,實現共同富裕,這是憲政邏輯決定的。中國的金融應該通過制度創新為老百姓服務,一項金融法規或制度僅僅為一部分人服務就背離了憲政邏輯。金融按照自己的邏輯運行毋庸置疑,但一國金融的小邏輯應該為國家憲政的大邏輯服務。

 

要發揮信托的中國價值和作用,一方面要發揮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改革要惠及民眾;另一方面要突出市場的作用,以創新促進發展,實踐中往往存在著顯性沖突和隱性矛盾,利用信托關系“集合分享”的原理,通過專業化分工,可以使分散的資金形成優化的資本集成,使更多的普通民眾能夠分享資本要素的增值,籍由“資本民主”實現“資本民享”。信托原理也可以用于將國有資產現行的“行政代理”轉化為“市場代理”,優化一股獨大的專權,增加國資運營的透明度。將國有資產建立諸如“全民受益權信托基金”,使所有權和收益權相分離,我們就能構建一個全民所有權不變、收益權為全民共享的既堅持中國社會主義特色,又按照市場規律經營的新模式。

 

我們在實踐中發現,信托制度在調整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貧與富、公平與效率、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起到了很好的潤滑劑和平衡作用。

 

 

公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

 

黨的十六大提出股份制是實現公有制的一種形式,實際上信托制度也是公有制的一種實現形式。從一些已經實施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部分信托的委托人數量相當多,但是,這些普通民眾一般不具備投資的專業知識和能力,他們通過把自己的財產信托給信托機構經營,共享收益。這就是“集合資金信托”,它是指由信托公司擔任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為受益人的利益,將多個委托人交付的資金進行集中管理、運用或處分的資金信托業務活動。這些事例表明,信托關系實現了更普遍人群意義上的公有制。

 

公有制的所有者是多人組成的整體,這就決定了公有制經濟中的代理關系有比私有制更加復雜的結構。集合資金信托是在信托法的約束下創新的一種新型的公有制形式,它用一種法定的產權代理機制來表達公眾投資人的共同意志,行使他們的共有權利。通過專業化分工,使分散的資金具有了法定的表述途徑,同時也就內含了資本的活力。產權代理人與經營代理人相互分離,公眾投資人通過產權代理和經營代理兩個層次體現他們的所有權和收益權。

 

從某種意義上說,信托是最具公有制性質的組織形式。比如銀行,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多數人資金集合的公有制,但公有制要有知情權,也要有公眾的監督權和決策權,銀行這三方面都不滿足。而集合信托充分實現了這三個權利,具有極強的公有制性質。

 

 

 

兼顧公平和效率

 

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如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是個世界性難題。社會主義追求共同富裕,避免貧富分化;市場經濟重視效率,要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既要合乎公平,又要提高效率,這是一個兩難命題。

 

實際上,在一定的條件和范圍內,通過信托關系的調節,可以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信托在公平方面,可以直接緩解社會矛盾,以間接公平和間接信用的方式,起到緩沖器的作用。從經濟理論上來講,集合資金信托中的信托關系是一種特殊的委托代理關系,是對公有制的一種間接代理關系。它是由信托公司通過兩次委托代理的方式,即先將多個委托人交付的資金進行集中管理,實現產權委托的代理關系;然后將資金投資到目標企業或項目,實現經營性委托的代理關系。

 

由于集合資金信托的資金來源于公眾,因而集合在一起后具有公有制的性質。通過信托公司專業的投資專家進行第二次經營性委托代理,即集合信托計劃,使公眾資金得到有效使用,并獲得投資收益。這種信托關系解決了長期以來社會主義(公平)與市場經濟(效率)所謂“水火不容”的矛盾問題。信托可以一手托公平,一手托效率,起到橋梁作用。

 

 

促進經濟決策民主化

 

把多數人的知識和智慧集成在一起,可以推動經濟決策的民主化。在集合信托計劃的實施過程中,體現的是一種公眾化的經濟關系。正由于信托關系的背后代表著若干個受益人的利益,所以必須在決策過程中體現多數人的利益需求。

 

由于信托關系的法律結構嚴謹,各種利益關系均受到法律文件的制約,因此,信托制度可以對權力濫用進行約束,對權力獨大進行制衡,對風險集中進行分散,對盲目決策進行制約。信托制度引人國有資產改革、改制和管理中,可以增加過程的公開、公正和透明,有效防止權力尋租、權貴交易等腐敗現象的發生,修正對改革的代價承擔和對改革的收益分享的錯位,促進社會經濟關系向著更加嚴謹、公正、廉潔的方向發展。

 

集合信托可以代表多數人的利益,有利于推動管理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進程,克服我國經濟生活中反復出現的產業投資盲目、重復、污染和浪費現象,防范各類風險,提高微觀經濟的質量。

 

 

改善法人治理結構

 

對于國企而言,最大的問題是效率問題。國企的性質導致產權不明晰,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內部人控制、效率低下,因此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如果引人信托關系,則可以天然地調整法人治理結構,使之趨向合理,同時又不改變企業的國有性質。由于代表了受益人的利益,信托會更加關注企業的經營管理和業績,關注提升企業的價值,關注企業和自身的聲譽。因此,對于促進國企的發展同樣有利。

 

目前我國國有資產管理的方式是行政管理的方式,政府作為出資人對國企進行管理。政府機構是非市場化的行政機構,無法勝任市場競爭領域中的資本代理人角色。如果啟用信托關系中兩次代理的方式,這些問題就會得到解決。國有資產可以委托代理給專業的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進行第二次經營性代理,既可以使政府機構保持股東身份,又避免了依靠行政方式直接干預經營管理的弊端。

 

我們推行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的委托代理方式來經營企業,已經改變了過去“產權公有,無人負責”的現象。在以市場為導向的信托計劃指導下,目標企業的管理層必須對公眾資金負責,法人治理結構得到了及時調整,生產經營得到了改善,投資人也從中獲得了較好的投資收益。

 

這種集合信托計劃方式也有利于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在對民營企業的投資中,集合資金信托計劃有明確的利潤指標。信托專家可以代表股東參與企業經營決策,對于制約和改善民營企業家族管理的弊端,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當前,民營企業發展面臨的突出瓶頸是法人治理結構、道德風險等問題,通過上述信托關系加以調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順公司內部的經營關系。

 

 

緩解社會矛盾

 

信托作為金融工具,在一些局部領域中可以起到緩解社會矛盾的作用。在社會矛盾較集中的領域,引入信托方式,可以更加公平合理地解決問題,緩解弱勢群體對政府的對立情緒,增強全社會的信任與和諧。如果采取信托間接托管的方式,民企并購國有鋼廠吉林通鋼所引發的悲劇就可以避免。

 

信托如何為普通老百姓服務?就是要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原則,推動信托制度創新,把社會主義原則和市場規律、資本特質務實地結合起來,以資本民主作為出發點,以資本民享為目標,通過公平與效率的適度選擇,讓社會主義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成果普惠老百姓。

 

有些富豪通過直接捐贈股權來做慈善,這種方式值得商榷。企業的價值很大程度上體現在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上,中國企業大都剛剛走到半路,捐贈股權給企業經營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尤其是第一大股東捐贈股權,對企業的價值影響比較大。信托模式可以解決此類捐贈可能遇到的種種障礙和由此派生的各方面利益的失衡,很適合中國目前的情況。

 

信托的最大好處是可以合法地把權利分成所有權和收益權兩部分。在信托法保護下,如果發生一些意外情況,比如捐贈人突然去世,也不會產生糾紛,因為信托文件中都有約定。在信托關系中,在發生特定情形時,委托人可以變更受益人,也可以變更受托人。這些都是按照法定程序進行的。通過信托方式做慈善,不僅可以更加公平、合理、合法地解決問題,而且可以通過專業團隊運作的方式,不斷提升企業資產的價值,從而更好地服務慈善事業。

 

總之,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和諧、社會公平與發展效率的和諧、公有制實現與資本民主的和諧,說到底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它具有物質性、社會性和知識性三個基本元素。物質和諧意味著收人差距的縮小和平衡;社會和諧意味著安定團結;

 

知識和諧意味著擁有共同的認知和理念。因此,和諧社會應是以人為本的“三元和諧”。

 

信托制度能夠兼顧公平與效率、緩解社會矛盾、改善法人治理機構、集成多數人的知識和智慧,促進經濟決策民主化,滿足人民的物質性、社會性和知識性需求的根本利益,從而實現“三元和諧”。這正是信托在中國的獨特價值。

 

 

中信信托的實踐

 

“三元和諧”,是信托在中國從根本上有別于西方的地方。那么,中信信托是如何實踐“三元和諧”理念的?

 

服務三農,實現物質和諧

 

在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進程中,普遍存在著農村自身資金外流和主流金融機構惜貸形成的農村和農業資金短缺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中信信托通過以下途徑得到有效解決:

 

一是選擇合適的農業或農村融資項目。信托公司與相關農村經濟主管機構合作,依據主管機構初選后推薦、信托公司自主確定的原則,選擇一批或一類存在融資需求的實業項目。所選擇的項目,應該屬于盈利潛力較好、項目方(或借款人)治理比較規范的項目。信托公司按內部規范的項目審核程序對備選的項目進行現場、非現場審查,對項目投資盈利和風險狀況進行分析和論證,并與潛在資金提供者進行交流,確定擬投資的項目。

 

二是為擬投資項目設計相應的信托方案。信托公司針對選定目標項目,根據融資方式、融資金額、融資期限、融資成本等各種要素,設計相應的信托方案。例如,針對融資金額較小的項目,可以考慮將該項目與其他同類項目集合打包的方式,形成一個信托產品。

 

三是籌集項目建設資金。信托公司在形成項目投資方案后,利用自身積累的投資者資源,或者借助代理推介機構,采取單一資金信托、集合資金信托等多種資金來源方式,向潛在資金供應方進行項目推介,為項目籌集所需資金。

 

舉例來說,最近我們實施了中信草原惠農基金集合資金信托計劃。項目的具體操作模式為: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金融工作辦公室負責牽頭協調并遴選區內優質小額貸款公司供我司挑選,我們通過發行集合資金信托產品募集資金向特定小額貸款公司增資,小額貸款公司股東到期回購我司持有的股權,東北中小企業信用再擔保股份有限公司為上述回購義務提供連帶責任保證擔保。本項目投資的小額貸款公司均以服務“三農”、“三牧”和支持農村經濟發展為經營宗旨,主要目標客戶群為廣大農牧戶、個體工商戶及中小企業,通過向其發放小額貸款,為其創業、發展提供啟動及后續資金。

 

這個項目的開展實施,對于完善地方金融體系,緩解廣大農牧民及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困境,以及引導資金流向農村和欠發達地區,實現城市反哺農村、促進農業、農民和農村經濟發展,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具有重要意義。這不僅是物質和諧的重要實現方式,還有利于社會和諧。

 

優化公司治理,促進資本和諧

 

資本和諧表現為資本協同,沒有資本協同,資本就不能廣泛有效的集合,就不能形成廣泛和諧的資本結構。而和諧的資本集合和結構能夠構建良好的治理結構和資本信用,從而推動企業科學持續的發展。

 

2008年底,中信錦繡信托基金對樂陵希森馬鈴薯產業集團的馬鈴薯農業項目進行了投資。希森公司是一家由粱希森先生發起成立的,集馬鈴薯育種與種薯繁育、新品種研發、銷售與進出口業務于一體的生態農業高新技術企業,是現代農業的典范。中信錦繡信托基金對希森公司的投資方式,先是以含有認股權的貸款形式進行。200812月以來,中信錦繡信托基金先后對馬鈴薯項目提供融資4.375億元。中信錦繡信托基金在20104月轉股后,對希森公司持股比例為12.5%。

 

在中信錦繡信托基金的促進下,希森公司先后引入了北京匯源飲料食品集團和上海領銳創業投資有限公司等外部股東。希森公司由一個家族企業轉變成權力相互制衡的股份制公司。希森公司的總經理、財務總監、董事會秘書等重要崗位,均由梁希森家族以外的人員出任。中信錦繡信托基金的介人促成了希森公司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目前,希森公司正努力成為公眾公司,爭取2-3年內上市。

 

公司治理的難題是社會問題的一個縮影。我國企業的發展歷史比較短,大多處于成長期或發展期,他們在公司與股東、經營者、債權人、職工等利益相關者之間關于組織方式、控制機制、利益分配等制度性安排方面,很多都缺乏成熟的治理機制。由此引發的種種問題,如股權激勵、信托責任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企業的發展。中信信托通過信托制度的介人,通過優化資本結構達到公司治理結構的優化,有利于經濟領域的穩定發展,最終有利于社會和諧的實現。

 

 

創新業務,促進知識和諧

 

“三元和諧”中,最重要的是知識性和諧。知識性和諧是不可以遺傳的,學習和創新是實現知識和諧的方法。

 

創新是信托業發展的靈魂和主業。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信托業務橫跨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實業投資,因此,信托公司應當而且可以在完善和活躍資本市場、緩解資金結構矛盾、促進資產有效流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方面,發揮信托機構獨具特色的作用。

 

中信信托之所以能夠健康穩健地不斷成長,與其強大的業務創新能力一脈相承。中信信托的經營理念可以歸結為:“無邊界服務和無障礙運行”,即在理論實踐上堅信信托創新能夠打破各種邊界約束,把邊界約束中的潛在價值釋放出來,把被主觀切斷的原本相互聯系的價值鏈挖掘出來。同時在行為實踐上,我們堅信智慧是解決問題的最后力量,政策會改變,但經濟規律不會。

 

另外,中信信托創造了綜合金融解決方案的模式:一是“解決”疑難問題,我們專注于解決其他金融機構不愿或不能解決的問題;二是用“集成”的方式,解決傳統的銀行、證券等解決不了的問題。集成最重要的就是把多門類知識集成起來,設計包容性更強、容錯空間更大的科學結構來解決疑難雜癥。把復雜問題通過綜合、集成模式來解決,這就是盈利模式。其最根本的就是知識學習、知識集成、知識活用,就是發揮人的本質力量,讓每個人在信托創新中把自己最大的能力發揮出來。

 

 

信托的未來

 

信托關系是一種新型的生產關系,它可以促進生產力更加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利用多數委托人資金集合的模式,達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有制新的實現形式;通過專業化分工;使集合資金具有資本特征,從而實現資本民主和金融普惠;在解決現實政治、經濟、社會諸多矛盾過程中,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路徑。

 

目前,現實發展狀況是,與銀行、證券、保險業相比,我國信托業依舊相對較弱,主要體現在整體實力不強、資本金不大、市場話語權不強、營業模式和政策法規不確定等方面。但正如銀行、保險、證券行業的發展一樣,目前顯現的一些不足都是發展過程中的問題,都會在今后的發展中不斷得以完善。

 

信托業要實現較大的發展,需要在以下政策方面進行完善:

 

其一,要充分認識信托關系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重要作用,政府相關政策制定和執行機構要解放思想,支持和促進從理論和政策的高度探索信托模式的政治價值、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從更廣泛意義上推動信托業務的開展,取消那些因為對信托關系和信托規律缺乏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而設置的各種不合理的限制和障礙,恢復信托的本來面目。

 

其二,信托公司的地域限制不利于其業務在更大范圍內開展,需要改變當前對信托公司設立分支機構和開展異地經營的限制。根據現行的《信托公司管理辦法》,信托公司不得設立分支機構。由于我國的數十家信托公司都集中于大中型城市,特別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少數幾個最發達城市,其布局很難做到服務于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的需要。此外,目前的信托業監管政策尚未放開信托公司開展異地信托業務的限制,各信托公司主要在注冊地開展信托業務。為了發揮信托公司可以在支農資金籌集和運用方面的作用和潛力,建議允許一些創新能力強、經營規范的信托公司設立異地分支機構、開展異地信托業務。

 

其三,信托公司專屬的資產管理業務正在被其他金融機構大批蠶食,但信托公司卻難以參與其他金融機構的業務。新辦法對“合格投資者”界定的門檻過高,使得信托公司個人業務客戶“高端”化,在金融行業的競爭中,無法開展針對中小客戶的信托業務,使金融普惠無法實施。建議對于一些公益信托、農業土地信托、惠農惠民等相關產品,適當放開偏嚴格的監管政策。

 

其四,相關信托財產法律法規制度的欠缺,限制了信托公司的發展空間,制約了期限較長、規模較大、具備較好風險對沖機制的信托產品的開發與實施。建議盡快推動明確可行的信托財產登記制度、信托財產過戶制度、信托財產交易制度、信托受益權轉讓制度等配套制度的建設。

 

其五,信托稅收無法可依,已經成為制約信托業進一步發展的一大障礙。目前信托公司適用的仍是國家一般性的稅收政策,這將使信托業的發展受到嚴重的制約。關于信托收益是否需要交稅,納稅時間、納稅義務人及稅率等問題都未明確。在許多信托產品中,一直存在著“雙重征稅”的現象。信托財產獲得收益后,信托公司和受益人都要繳納稅金。在信托制度中,信托公司僅僅是資產受托管理者,代人理財,并不是實際意義上的投資主體。建議在現有稅制的基礎上,對信托業務征稅進行補充規定,將信托稅制融人現有的稅制當中,構建完整、有效的信托稅制。

 

信托公司具有連接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和產業領域的功能,通過信托公司設立股權投資信托,可以幫助中小企業解決啟動資金的問題;通過設立房地產投資信托,可以解決地方政府廉租房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通過設立公益信托,可以加速我國公益事業的建設。信托公司只要能抓住發展機遇,將與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一道,取得在我國金融領域的支柱產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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